GPO试点风波不断：药品集团采购且行且探索
日期：2016/8/20
在正式披露深圳市GPO具体实施细则一周后，8月10日，深圳市卫计委公布了《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药品质量层次划分规则（征求意见稿）》和《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药品目录剂型整合规则（征求意见稿）》。深圳药品GPO迅速推进。
此外，上海GPO试点也于近日公布了首批“团购”药品数据。较之去年，其首批团购药品按静态数据测算，总体降幅约占所采购金额的20.8%。
GPO（Group Purchasing Organization），即集团采购组织。作为社会化第三方中介组织，该组织代表医疗机构、医院与生产商、经销商谈判，尽可能降低药品价格。
今年，上海、深圳先后启动了GPO药品采购试点。有专家认为，未来，GPO采购将成为我国药品采购的必然趋势。也有行业人士提醒，试点不能成为行政管制的翻版。
国内首个在省级医改文件中明确提出试行GPO的地区是上海。2015年2月，《上海市2015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提出，要探索通过社会第三方药品集团采购组织（GPO），压缩药品采购价格虚高空间，降低药品供应总成本。
众所周知，上海从2010年起就率先在国内实行由医保部门牵头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并从2014年开始进行带量采购的工作试点(至今已完成9个品种的带量采购)。GPO采购一经提出，立刻受到业界关注。
2016年，由医保部门负责的带量采购和由卫生部门组织的集团采购成为该市医改重点内容。
从今年2月起，上海开始启动相应的试点工作。最终，华山医院、仁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岳阳医院、东方医院5家三甲医院和徐汇、普陀、杨浦、闵行、金山、崇明6个区所属的公立医疗机构共同组建成“上海公立医院医疗机构药品集团采购联盟”，委托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下属的上海医健卫生事务服务中心作为非营利性社会第三方组织，开展药品集团采购相关事务性技术支持和服务工作。
上海医改办副主任许速认为，上海GPO采购特点有三：一是通过集团采购（竞价），联合医疗机构进行目录合并，形成批量优势，引导生产和供应企业参与竞争，形成竞价机制。二是实现供应链的优化。在外部，建立药品采购供应的协同机制，协助医院设置合理的药品库存上下限，采用物流外包和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方式，由上游供应企业自动补货；在内部，引入条码扫描技术，建立医院内部全流程一体化管理体系。三是节约金融服务成本。供应链平台与银行结算系统对接，实现在线支付与在线融资，大幅节约资金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在试点药品GPO采购时，除了降价以外，还要求参与GPO采购项目的药品生产企业在报价时主动承担“供应链分摊比例”，并将按照一定的“分摊比例”返还医疗机构作为鼓励其参与药品采购改革的激励因素。所谓供应链分摊比例，即药企返点。
深圳GPO采购于8月8日正式启动，其模式跟上海有着明显的不同。
根据深圳卫计委8月3日公布的《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组织管理办法(试行)》，深圳的GPO不是医疗机构联合组织，而是依法设立、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药品经营企业，是“经深圳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市公立医院集团采购组织遴选委员会遴选确认，并受该市公立医院委托，开展药品集团采购供应的第三方组织”。
文件显示，该集团采购组织除了具备依法取得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资质外，还需要达到“具有药品互联网供应平台”，“承诺达到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公立医院药品采购费用控制的目标要求”等诸多要求。
为避免垄断，集团采购组织将每年遴选一次。相关文件还规定，“集团采购组织不得采购自身生产或者代理的药品，不得参与集团采购药品的配送，而且生产和配送必须另选企业”。
深圳市医改办主任罗乐宣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直言，试点期间，预期集中采购降价幅度达到30%以上。“2015年深圳全市药品采购总量规模是80亿元，按照这个目标，我们期望降低20亿元。降价后腾出的空间，计划将其中的50%~70%用于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剩下部分直接让利给患者。”
华中科技大学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陈昊研究员认为，与行政主导的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相比，医疗机构“团购”药品形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真正体现了将药品采购权归还给医疗机构，且有可能真正实现招采合一、量价挂钩。
常年跟踪我国药品集中采购的业内资深人士耿鸿武也对记者表示，由医疗机构遴选委托第三方组织与药企进行团购谈判的GPO采购，未来会成为我国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或许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沪深两地GPO落地并非一帆风顺。
6月中旬，上海GPO首批采购药品结果公布。此次团购药品有528家药企(包括89家外资、中外合资企业)申报参与，中选率为50.57%，涵盖了工信部排名前50位的相关生产企业。在76个含有基药的通用名/给药途径中，基药的中选率为98.70%。
但在首批团购药品结果公布后不久，就有32家医药生产企业联名上书上海卫计委对结果表示质疑，认为此次GPO采购没有评审评分量化标准，也不公布评分排位，既不公开，也不透明，要求上海医健作为本次GPO承办主体，“对此次GPO采购中的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法必须予以纠正”。
在此之前，一篇号称由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与上海市29家药品经营企业联合署名的文章《29家商业企业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GPO工作的建议》在业内流传。据悉，事件源于上海医健组织的第一期中标药品经营企业会议上，主办方要求“在执行GPO工作同时推行‘两票制’”。后来尽管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对文章进行了否认，但此后试点确实暂停了“两票制”。
深圳市关于集团采购相关管理办法的出台也经历了一番波折。今年5月初，深圳市医改办对《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供应保障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进行意见征集，征求意见稿对GPO遴选列4项条件。有行业人士认为，这4项条件几乎是为“全药网”量身定做的，而全药网的控股股东即深圳海王集团。加之文件对GPO组织的权力并没有太多约束，一时间业界集体吐槽。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牛正乾认为，在GPO采购中，政府本身不能太多地干预（如设置管制条件），而应让市场主体（药品采购主体-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药企）自由联合，自主决定交易。
众所周知，GPO是一个非营利和非政府的价格谈判组织。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指出，降价并不是衡量GPO的唯一标准，还要考虑降价最后的归属权在哪里，且带来了哪些其他外延的效益。
胡善联认为，上海模式由于降低了服务链的管理成本，加速了医院对药企和供应商的还款时间，有利于医药企业的发展，这些就是外延的效益。但是“药品降价节约下来的钱，有多少比例是支付GPO组织的管理；医疗机构、患者、流通渠道得益多少，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药品的合理使用、药事管理方面是否提供了延伸的服务？患者有没有获得感？这些才是在GPO改革实践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信息来源：医药精英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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