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立臣透露,此次“两票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从事大包模式的“自然人”。
大包模式,也有人叫BOSS模式,就是制药企业把某个区域的全部或者部分产品的销售承包给有当地销售资源的个人(也有小型商业公司),这个自然人或者小型商业公司全权负责这片区域的制药企业的部分或者全部产品的销售。
由于和制药企业签署大包协议的大包签署者是底价从制药企业拿货,所以,当大包签署者发展自己的下线二级大包人时,会在底价基础上加价,比如从制药企业拿货价15元,零售价30元,一级大包者会加价到16元给二级大包者,二级大包者可能会加价到18元给三级大包者,三级大包者可能会以20元供货给终端,终端赚取10元。
加价多少基本由上一级大包者确定,一般上一级大包者会根据承包区域的销售数量来确定加价额度,越向上的,加价越少,因为数量大。
大包模式在修正药业、葵花药业、罗浮山国药、仁和药业等制药企业得到了成功的应用,该模式就是让很多掌握终端资源或者渠道资源的自然人成为了现实意义上的老板。
史立臣说,进行大包模式的大部分都是自然人,中国大约有80万左右的自然人在做大包模式。2016年5月,国家食药监总局下发了“关于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行为的公告(2016年第94号),史立臣说,94号文件就是打击“自然人”。
对于自然人未来出路,史立臣认为,将面临三个选择,或是失业另谋出路,或是找制药企业打工,也有可能进入商业领域。
业内人士预测,经过这次洗牌,最终获利者将是大型商业公司,其配送范围会扩大,配送营业额也会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