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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大势所趋中的“香饽饽”

政策层层推进

1997年国务院开始主导“医药分开”，并提出“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

2002年国务院八部委联合发文对医药分开逐渐提出要求；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试点城市所有公立医院医药分开；

近期，国家最新出台的相关文件要求：到2017年底，全国范围内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药品收入占业务总收入比例(不含中药饮片)力争降至30%左右。而当前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占比控制较为理想的也在45%左右。

药品收入亏空如何弥补，成为公立医院的难题。医药行业观察人士指出，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医院继续持有药房，药房将从利润来源变为成本，因为医院要支付药房人员工资。而将药房托管出去，医院不会吃亏，只是更换盈利方式。

利益可圈可点

据医药观察人史立臣分析，药企方面通过托管医院药房可以收获颇多：

一、垄断托管医院药房的进销存，降低药品交易成本，形成药企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打击竞品，甚至为竞品进入托管药房设置屏障；

三、放大药企自身产品的销量；

四、充分参与当地公立医院的改革，为保障自身利益铺好路。

此外，药品生产企业通过银行直接划账，特别是现款现货，资金回笼更加及时。如此看来，药房托管何以不成为药企眼中的“香饽饽”？

对医院而言，医务人员的收入不再以开药数量来衡量，而是以诊疗质量来定标准；托管企业每年上缴的托管费中，院方按比例作为绩效发给医务人员，职工年收入总体将有提高……

对患者来说，此种机制如平稳运行，患者药费将获得让利，药价降低，无形中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对长期缺乏的救命药，托管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进货渠道及时调到货……

药房托管近乎无暇，那么质疑声从何而来？

反方：利益都去哪儿了？

据了解，医院和药企的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医院每月收取固定的托管费，药品销售费用归医药公司；另一种是医药公司负责药房经营，并按药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返还给医院。

但在医院与医药公司利润分成的托管合同下，医院为了保持至少不低于托管前的药品收入，会不断趋利；医药公司是走市场化道路，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会不断趋利。

那么患者的利益谁来监督和保证？

根据公开信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将处方外延——将成人门诊药房移出医院，但其具体做法令人生疑：存在院内缴费和被指定的购药范围。

据了解，“大众药房”背后的广药集团与医院有战略合作关系。

这种做法不可能实现财务独立核算。那么在一个以定点处方为拉动的院外药房，离真正的医药分开尚有距离。

那么，药房托管的性质何来？

其实，某种程度上，药企成为“医院项目的供应商”。

以广州妇儿中心的招投标文件为例，该文件显示，供应商需要支付给医院的费用包括：设备改进费若干、药事服务费和取消药品加成之前的药品加成收入等费用。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表示，表面上看医院虽然不再销售药品，看似降低成本，但托管方只有一家医药公司，托管的地域范围越广，托管的医院越多，就越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绝对的垄断或导致绝对的腐败。

而据媒体报道，由于制度的漏洞，多地频现贪腐现象，如在招投标、管理费收取、药费结付等。

有业内人士认为，药房托管不仅不会成为企业的利润源，还会拖累本来就不宽裕的现金流。

现状：在“软着陆”中探索

失败早有先例。

2001-2009年，三九医药集团托管的柳州市中医院等7家医院药房（药剂科）和南京政府在全市范围强力推行药房托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业内人士指出，这种过渡模式，既避开产权问题，又解决医院补偿不足的问题，可以说，打破了“医药分开”进展不顺的僵局，使“医药分开”的改革实现“软着陆”。

但医药分家的根源还是利益问题——医院不愿放弃药品的收入。所以为了破除以药养医，回归医生的价值，各地都在尝试不同的方式。

自2012年起，北京建立新型补偿机制，取消了15%药品加成、挂号费和诊疗费，全部药品实行“进价销售”；开设“医事服务费”，实行分级定价。

2016年，九州通获批可以对武汉市中心医院门诊药房部分药品远程销售配送业务，并准予其在互联网上结算相关费用。

同年，京东连接淄博市公立试点医院，将院内处方以电子化的形式同步流转至院外的指定零售药房，随后市民即可通过该电子处方内的信息，向指定实体药房及电商平台处购买相关医药商品。

2014年，在广东省网络医院，患者可在社区医疗中心或者连锁药店等网络就诊点，通过视频向在线专家求医问诊，随后在社区医疗中心或药店拿药。